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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视域下的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
2022年07月29日 15: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字号
2022年07月29日 15: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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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文学的他者与镜鉴,高校外国文学课程自设立以来就发挥着让中国融通世界文化和让世界听见中国声音的交流互鉴作用。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具有跨学科知识储备、辩证思维与问题意识、适应社会需求的博雅型人才,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方向。新文科视野下的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亦需顺应时代变化进行探索与变革。

 

  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立场与多元视角

  孙霄 高依诺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交流途径之一,文学是各国交流的重要方式。从文明互鉴角度理解外国文学,诠释文学发展繁荣的世界语境,对于消除隔阂、播撒和平的思想种子,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学的民族性与文明交流。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真正的文学创作要在正确处理本国与其他文明差异的基础上,坚持取长补短的态度。不但要珍惜本民族思想文化的菁华,更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求同存异,从而创作具有独特民族性的文学。在阅读了元杂剧《赵氏孤儿》译本之后,伏尔泰创作出《中国孤儿》,并将中国故事进行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改编,体现出富有启蒙意义的欧洲特色。无独有偶,歌德同样在阅读了德文版《赵氏孤儿》后,以中国故事为原材料创作了《额尔彭罗》。不仅如此,席勒同样受到中国热的影响,创作出富有中国元素的戏剧《图兰朵——中国的公主》。德国作家在阅读了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后,创作了《鲍家漂亮姑娘》,黑塞则创作了《周幽王》,中国故事在西方大放异彩。随着世界大发展大变革越来越深入,文化多样性成为世界各文明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应当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这一理念,通过交流互鉴这一文明交流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丰富自身的文化。

  文学的世界性与文明互鉴。在谈及何为交流互鉴的原则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这就是说,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保持自身的民族性,就需要遵循文明对等、平等的原则,这样的文明才能始终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合作动力。文学作为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更要在交流和互鉴中遵循这一原则。以“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本质与存在”为使命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创作了多部以“中国”为主题的作品,《大地》《东风西风》《分家》等都有着鲜明的中国元素。中国文化符号同样出现在许多外国作家笔下,如普希金在《出发吧,到中国长城的脚下》一诗中抒发了他对长城的想象,卡夫卡则是在《中国长城建造时》借“长城”这一重要的中国文化元素,表达追寻的意义。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是对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借鉴与升华。曹禺名作《日出》的象征性,源自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启发。文学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之一。无论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民众,在看待世界、社会和人生时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中西方文学平等的交流对各国文明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文学的价值性与文明智慧。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是不断交流互鉴形成的文明。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学存在的意义,正是通过交流互鉴的方式,体现出包容和谐的精神,构建和平繁荣的世界。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爱默生和梭罗阅读了中国“四书”,将《论语》《孟子》中的格言引用到他们的创作之中。梭罗的《瓦尔登湖》里对中国文学的吸收和借鉴彰显了中国儒家文化的生态智慧,《瓦尔登湖》20世纪传入中国又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生态理念的形成。儒家生态智慧的西方之旅以及精神还乡,正是文学交流互鉴的典范。第一,中国传统文学的精髓可以通过对外交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第二,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普遍性,可以生发出解决西方现代化问题的办法。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趋同性与相容性,中西文化在交流互鉴中再创新,绽放出更符合时代前进趋势的新文化内涵,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要求。

  “诗文随世运,人文今又新。”总之,立足文明互鉴的视域,以构建外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需要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借鉴外国文学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在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外国文学研究方面迈上新台阶。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文科视野下的外国文学课程教学

  邹莹

  教育部于2018年提出建设新文科,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育人体系,其根本要求在于培育时代新人。外国文学课程教学要求我们在新文科的视野下,遵循守正的同时,做好融合创新,以实现人才培养的知识向度与价值向度的平衡,从而培育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

  转变教学理念,培养新型“全”才。2017年,美国希拉姆学院提出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的“新文科”概念,要求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学等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新文科视野下的外国文学教学范式变革,要求我们对外国文学的教学理念进行更新,即在建立跨学科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实现对新型“全”才的培养。在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对于学生来说,文学作品都不应该被当作完全封闭和独立的文学现象,而是要与其背后的科学进程、文化思潮、历史背景、哲学发展等联系在一起。例如,对18世纪欧洲文学中出现的现代小说新体裁的理解,首先,需了解当时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的基本发展状况,一是宗教信仰的削弱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改革的出现;二是对人类理性的极度尊崇。其次,18世纪的欧洲哲学发生了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重点探讨人的自由主体性的基础问题,带来了启蒙运动,由此确立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最后,从跨文化角度入手,利用异质文化差异比较,引导学生对这类文本所呈现的个人主义观念进行反思。由此,18世纪欧洲出现的“现代小说”(Novel)的基本形态也就可以被学生更好地掌握。

  优化教学模式,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新文科建设强调要把新技术融入文科类课程,以此培养适应信息智能时代的应用型人才。因此,优化教育教学模式,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学习兴趣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重点要求之一。首先,加强文学教育与社会生活实践的联系,以此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成就感。针对外国文学教学,我们可以在要求学生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辅以与其相关或相近的社会热点事件或问题的讨论,从而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帮助学生形成理性的道德认知。其次,利用信息技术时代的多元教学模式,重构原有的教与学机制,实现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与能力提升的平衡要求。在外国文学类课程的授课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问题导向和小组讨论的形式转换“教”与“学”的主体理念,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问题意识,使其能够辨是非、明事理。最后,通过不断优化过程性评价机制,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与实践能力。例如,可采用代入式的文学小剧场演绎、以问题为导向的读书会、论文写作与展示阅读报告等多重环节,在传递知识的同时,提升学生的文学研究实践能力,培养适应新时代的应用型人才。

  贯彻价值引导,培植文化自信。作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一环,新文科建设最终还是要落在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上,因而要重点关注两个方面。其一,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外国文学的课程内容本身即以异质文化的面貌呈现在阅读者面前。那么,如何在中外文化视域融合的基础上达成一种平等包容,却又以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的交流效果,就是外国文学教育教学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为此,我们应该着力将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有机融入学生知识学习过程本身,使学生们能够在国际视野中深刻理解和思考我国主流价值观的思想内涵,成为自觉抵御西方文化霸权和价值观渗透的时代新人。另一方面,在信息智能时代,我们还需要面对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对我国道德建设所提出的挑战。这个问题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早已遇到,例如医学的新发展与文艺复兴初期外国文学作品中“人”的复兴问题、19世纪初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展现的科技伦理问题等,其实都是新的时代面相在文学作品中的显现。

  总之,外国文学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和教学目标,都应在新文科建设视野下发生相应变革,以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储备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博雅型人才。

  (本文系西安外国语大学教学改革项目“立足中国视野构建新文科理念下的外国文学课程改革与建设”(XWK21YB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认同与反思:芒果街上的记忆

  薛苗

  桑德拉·希斯内罗斯是美国久负盛名的墨西哥裔女性作家,她从边缘的苦难记忆中获得灵感,创作出独特的作品。她在访谈中坦言:“记忆让你承受了太多伤痛,如果不能做某种转化的话,只会让自己更痛苦。于是,我走向了诗意的表达。”那么,如何再现这种记忆在其作品中的呈现,如何梳理作家所代表的奇卡纳女性从沉默到爆发、从言说个体记忆到重构集体记忆,进而到反思文化记忆的发展脉络,《芒果街上的小屋》为我们提供了典型例证。埃斯佩朗莎一家居住的芒果街是拉美裔族群聚居的社区,他们拥有共同的族裔文化记忆,并且在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对自身不断进行“阐释、批判、审查、解释、监督等意义上的反思”,这一过程始终印刻着记忆主体的身份认同、记忆认知观和价值观的演变。

  被记住的过去:三重文化杂糅。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开始了对美洲的殖民占领。随后全新的拉丁美洲文化发展起来。1848年美墨战争之后,墨西哥将半数领土割让给美国,原居住地的墨西哥裔居民成为美国公民,20世纪拉美移民潮到来,拉美裔文化又遭遇了美国白人文化的冲击。美国主流文化试图消除拉美裔文化带来的挑战和危机,拉美裔文化也在尽力避免被主流文化所吸纳,但同时这个过程又是双向互动、彼此渗透的。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能清晰地看出美国拉美裔文化具有典型的三重文化杂糅特征。

  作为拉美裔移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墨西哥裔移民及其后裔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首先,他们在语言、习俗和信仰等方面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差异明显,族裔意识较强,因此大部分聚居在族裔社区中。其次,生育率高,且家庭观念很强,众多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男性在家庭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再次,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大多数人从事着繁重、危险的体力劳动,有吃苦耐劳的传统。

  《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埃斯佩朗莎带着淡淡的无奈和忧伤,用清澈的明眸观察周围的世界,用诗化的语言讲述芒果街上的记忆。曾祖母“为做不成她想做的人而伤怀”,“一生向窗外凝望”;玛琳“在等一个人改变她的生活”。芒果街上的众多女性,承受着族裔和性别带来的双重压迫,在芒果街的迷宫中迷失自我、不断挣扎,同时又极度隐忍和顺从,并没有过多表现出愤懑、敌视等消极情绪。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交流,拥有共同的失望和困扰,还有隐隐的坚强与希望,促成了独属于她们的集体记忆。

  记忆的历史:认同与反思。埃斯佩朗莎“继承了曾祖母的名字”,却并不想重复曾祖母的人生,她“想要取一个新的名字,它更像真正的我”。她想交个朋友,白人女孩“猫皇后凯茜”却只能和她做朋友“做到下星期二”,因为“这个社区的人越来越杂了”,她们“不得不搬了”。埃斯佩朗莎梦想着早日飞出芒果街,远离贫困,但她逐渐认识到,她所希冀的房子不单单属于她自己,她所追求的自由同时也是所有奇卡纳女性的希望。她在碎片化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重构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完成了身份认同,实现了记忆价值观的转向。

  埃斯佩朗莎不愿意像她身边的女性那般幻想着依靠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她想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写作疏解痛苦、获得自由,更期待通过写作来帮助别人。阿莱达·阿斯曼指出:“文字不仅是永生的媒介,而且是记忆的支撑。”桑德拉·希斯内罗斯经受了许多痛苦,却在这部充满自传色彩的小说中,以轻快的、甚至是饱含诗情的方式讲述内心的纠结与伤痛。她的记忆通过文字从内心到达了外部,并且在外化的过程中“获得了面对自我和塑造自我的新的形式的可能性”,从而使内心淤积的创痛得到消解。同时,她对本族群的认同和社会责任感也愈加强烈,对自己的传统族裔文化身份坚守的信念也更加明晰。她希望自己能为族群发声,能让更多人关注到拉美裔族群。诚如作家所言:“其实你也是埃斯佩朗莎,永远不要忘记你是谁。”

  综上所述,在文化杂糅过程中,少数族裔群体面临着两难抉择,一方面要保持族裔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面临主流文化的冲击,既不愿意丧失族裔独特性,又希望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同。如何在既保持族裔文化特色的同时,又能在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内找到更好的衔接点,在全球化和网络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语境中值得进一步思考。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欧洲学院)

 

 

  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

  乔琦

  无论教学还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一些“问题”由来已久。在新时代语境和新文科视野下,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尤为迫切。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项宏大的工程,首先应该对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些根本问题达成共识;否则,不在同一平台的“众声喧哗”,终将沦落为我们习见的自说自话和学科资源的不断内卷。以下几点,不过荦荦大者。

  其一,走出国别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不论学科建制还是课程教材编写,长期以来,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基本等同于国别文学,世界文学被简化为国别与国别的简单相加或比较,严重遮蔽和抹杀了世界文学共通的文心与诗性。茅盾曾谈及世界文学“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恰恰相反,这是以同一伟大理想,但是不同的社会现实为内容的各民族形式的文艺各自高度发展之后,互相影响深化而得的结果”。因此,外国文学研究在关注国别文学“不同社会现实”的同时,更要注意其“世界人类的精神与情绪”和差异中的“同一伟大理想”。

  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多余人”和“小人物”形象,在世界文学中有其普遍性,同时期英、法、美、德等国现实主义小说有感染力的形象,多为上层社会边缘人和底层小人物。20世纪此类形象包括日本小说中的“厌世者”,中国小说中的“零余者”,美国小说中的“漂泊者”等。我们既要尊重各国文学间的对话关系,也要有意识地以对话姿态讨论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时代的文学问题。只有这样,外国文学才能由一个静态的百花园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worlding)文学,成为一种被召唤、揭示的存在方式(being-in-the-world)。“世界文学”将持续更新现实、感知和观念,借此来实现开放的状态,不仅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更改变我们对“文学”的理解。

  其二,破除文学思潮流派疆界,避免简单贴标签。因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不同时段、不同文化的错杂,外国文学思潮流派异彩纷呈,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的重镇。然而,任何文学思潮流派之间都并非壁垒分明,即使同一思潮流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为文学简单贴各种标签,虽然有助于为研究对象锚定文学生产背景,为其理解指引大致方向,却是以牺牲研究对象的真实细节和丰富关系为代价的。因为细节的性质通过各种细节的关系而显现,细节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直接表达的内容,而在于它们的安排方式所暗示的内容。

  以现实主义小说为例。近百年来,在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等颇为先锋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轮番登场的文学空间,始终活跃着现实主义小说的身影。当下中外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与批评在承继传统中不断创新,现实主义小说以多元开放的姿态为主体搭建起更多可能的虚构世界:石黑一雄《别让我走》以摹写现实的方式叙述科幻故事,以平静自然的笔触书写克隆人;莱辛《幸存者回忆录》借未来小说的外壳包纳英国现实社会隐藏的动荡和危机,青年主体以亚文化样貌被呈现得触目惊心。而现实主义的意义正在于此:由永恒现实引起震惊,永恒现实在有限时间现象的无限性里显现出来,使人在这种震惊中得到深刻的满足,或者深刻的不满足。

  其三,形式诗学与文化诗学的交织。20世纪以来,外国文学在形式方面的实践与成绩,为形式诗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如果我们不执拗于对形式的褊狭理解,将一切表意活动看作文本形式,那么一切形式必然是关于意义的意义。虽然形式也受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但这不是对形式的否定,因为意识形态与文化历史本身也是意义的组织形式。

  以小说中的动物叙事为例。虽然果戈理《死魂灵》和左拉《娜娜》都写到过人的动物化,但基本上是借助隐喻修辞放大人性中的症结。20世纪以来的动物叙事就不再只是一种修辞处理,如夏目漱石《我是猫》把叙述权利交出去,交给猫,这是虚构叙述对可能世界的搭建。联系近几年学界对非自然叙事或非人类叙事中“非人类”地位问题的反思,“非人类”不应简单地被放置在人类世界的逻辑中,尊重“非人类”的独立性,有益于发掘叙述话语、叙述功能及其意义的多元复杂性。此外,卡夫卡《致某科学院的报告》、奥威尔《动物庄园》、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以及莫言《生死疲劳》等小说都卷入了动物书写。当我们注意区分动物作为叙述主体和被叙述主体的不同主体层次,就必然会思考小说中动物叙述的功能和意义,见证文学形式如何抵抗时间的侵蚀。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主体分化研究”(21YJAZH06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陈兰薰

  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热点。比较文学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主要研究一国文学对异国形象的塑造。随着学科发展,比较文学形象学逐渐吸收文化研究的成果,表现出跨学科的性质,从而处于文学史、政治史、民族心理学和人类学等众多领域的交叉点上。而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也随着比较文学形象学而兴起。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对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一,中国学者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硕果累累。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介绍与西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兴起几乎同步。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钱锺书先生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写出长篇论文《17、18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可见中国学者关于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起点相当高。但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的系统译介、对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大规模研究,却是从孟华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出版开始。值得一提的是,孟华先生不仅在书中大量译介了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和达尼埃尔-亨利·巴柔的重要论文,而且对西方学者的观点提出质疑,开启了建立比较文学形象学中国学派的历程。国内有名的形象学学者周宁提出了跨文化形象学的概念,姜智芹从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角度分析了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这些学者都运用比较文学(跨文化)形象学理论,详尽分析了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化的误读,阐明中国形象参与其他文化主体构建的过程与方式。

  第二,外国学者关于外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研究著作得到积极译介。美国著名历史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2021)的《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早在1990年就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哈罗德·罗伯特·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aacs,1910—1986)的《美国的中国形象》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美国人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1829—1893)的《中国和中国人》201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些著作材料比较丰富,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记录从表面看着重细节描写,实际上对中国文化有不同程度的扭曲。不仅如此,除了一些西方国家,其他国家学者的相关译著也得到译介,如日本学者内山完造(Uchiyama Kanzō,1885—1959)的《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2015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印度纳维·库马尔·巴克什(Navneet Kumar Bakshi,1952— )的《东行漫记——一个印度人眼里的中国》2016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些译著为客观研究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与误解,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持。

  第三,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丰富多彩。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塑造,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误读现象,存在种种形态。就作家对中国的了解而言,有各种类型。有的作家从未来到中国,却塑造了鲜明的中国形象,如歌德、伏尔泰都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然而他们笔下的中国主要出自18世纪欧洲自我构建的需要,与真实的中国几乎没有关系。而有的作家在中国短暂停留,如毛姆和泰戈尔,他们根据自己对中国的印象写下了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相当有限,其中国叙事往往是夸张和扭曲的。还有赛珍珠和里特尔夫人,她们在中国长期生活,对中国有所了解,虽然她们对中国的描写依然不够真实,可是由于她们对中国有着情感联系,多多少少会触及中国现实或文化的某些方面,因此她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呈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往往是真实与幻象、现实与文化的交织,值得重视。

  新时代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值得期待。文学是现实的反映,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塑造虽然受文化主体自我构建的制约,但也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相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会日益生辉,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也将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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