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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道德文化的现实思量
2022年08月12日 10: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咸阳师范学院 字号
2022年08月12日 10: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咸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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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社会中,社会化媒体将伴随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的全过程。由此,“道德是意识形态”这个命题,呈现出了道德对生活建构性的表现意涵。网络社会时常以非理性、感性化内容表达来建构现代人的道德生活,进而深刻影响现实社会的道德境遇。因此基于实践合理性指引下的个体的理性慎思,应该成为居于网络社会中人们应有的道德生活习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是作为自我与社会道德生活维度的重要指引。

  数字化生存中人的道德生活意蕴

  张江彩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智慧媒体(以下简称“智媒”)时代,人们的生活样态体现为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数字化生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对现实环境中“好生活”的追求,更体现在参与到网络虚拟现实生活的图绘中。

  智媒时代“现实的人”的生存日渐具有“赛博格”(电子人)的特点,人被数据化为一个“虚拟实体”,成为克服了时空障碍的“脱域”的人。人在现实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在这种对象化的活动中改变自己,促使自然的人向全面发展的人即“理想的人”“幸福的人”转变。数字化生存的“现实的人”以媒介实践参与到社会生活中,“现实的人”在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中基于数字媒介的基础性平台,对认识与改造世界这一社会化进程进行数字技术再造,这种虚拟嵌合进实体空间的复合空间实践过程,为“现实的人”提供了塑造自我与他者的新的栖息地。人类从实在的物质世界进入数字化的似乎没有开始亦没有终结的无目的的生成之旅,从一个熟知的世界进入不同以往的异域。这一过程传统的理性认知已降格为一般性把握此在世界的方式,传统的文字的、线性的、逻辑的思维模式正在被数字化形态所颠覆、消解和吸纳,人类的意识模式、生存方式乃至其他正在被数字化生存重新装置。人的社会化存在正在被数字化生存实践呈现出实验式、体验式的风格特征。

  数字化生存中的道德生活本源

  马克思曾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正是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揭示出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式是根源于社会存在的,它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可见,道德起源于人的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需要,是维持社会活动秩序从而保障生存和发展的手段。网络时代,数字化生存状态是现实人的新的社会存在方式,保障网络上每个人的权益成为保障人的“幸福生活”的重要部分。日常关注已与道德关注结合为一体,网络领域中的道德生活是日常生活的新常态,这种生存新常态要求将道德原则、道德追求转换成一种遵守网络道德规则的义务。这些规则是社会系统中“关乎人的生存和存在方式,关乎人生及其生活世界的终极意义,关乎人类对自我本性及其生活世界之本性的理解,从而也最终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信念”的命题。智媒时代人们通过符号间的互动,逐渐生成并共享意义,进而形成圈子,圈子成员之间通过交流、沟通与分享需要遵从相似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道德价值和道德理论体系等。

  数字化生存中人的追求

  道德生活是价值维度的人类文化生活。遵从道德是基于人们对“好生活”“善生活”的追求,是人的生活的内在基本特征,是人们生活、生存、行动的基本价值维度。

  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好生活”?亚里士多德自问自答了这一问题,“好生活”即是“幸福的生活”(a happy life),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是对全面发展的、自由的、幸福的人的图绘。对究竟什么才是“幸福的生活”的追问体现了人们对道德的追问的无穷尽性,因而,人类道德生活具有永恒的属性。人必须承诺道德,因为没有谁的生活能超越道德承诺之外,或许有人在活着时完全弃道德于不顾,但是当他生命不在之后仍然逃不出道德评价。由是观之,道德文化是人的文化生活的内在属性,道德价值是人类生活本身的一种价值向度,它同人的生活一样具有目的性价值意义。

  两个基本的哲学预设,第一,人应当过有道德的生活;第二,有道德的生活比没道德的生活更值得人类欲求。智媒时代我们应进一步追问“虚拟实体活动的网络空间要不要有道德的行为?”这似乎是一个伪问题,但恰是这样的问题却揭示了一个存在的“真问题”。网络媒体信息发布的便捷性、瞬时性使得人们逐渐遗忘了对道德的思考与追问。进入网络,现实的人似乎成为隐形人,道德行为规范逐渐失去约束机制,假新闻、假消息、娱乐八卦、捕风捉影、人肉搜索等泛滥成灾,个人价值行为的“个人道德自律”与约束人的社会道义行为“社会他律伦理”日渐失效。

  有学者说历史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有道德的人,越来越让位于商业的人,即目标狭隘者。媒介技术使上述进程大为提速,越来越多的短视频与方便快捷的发布平台,使人们在快感之下,忽视对意义丰富的人生的追求,更罔顾成为“理性的人”、有道德的人。

  数字化生存中人的道德行为指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使人的道德行为与道德意识、道德价值、道德规范显在为一致。有人指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般而言,道德规范的特点在于它们明示了社会凝聚的基本条件。道德规范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它规定了社会共同体成员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作为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不一定要在形式上做出道德行为上的承诺,但在这一共同体中,由于道德的“义务”与“责任”的特殊性,便必然以应然的方式承诺了规范所规定的义务,这种义务将现实社会中似乎并不相关的社会成员维系在一起。道德规范不仅规定了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也提供了对道德行为加以评判的基本准则。当一种行为基于“对”或“应该”的应然性,因其合乎道德规范,便会获得肯定、赞扬和鼓励;当一种行为因其不符合道德规范,而被定性为“错”或“不应该”时,就会受到谴责。道德的目的是增进人类利益,“增进全社会每个人利益总量”,保障经济之发展、文化产业之繁荣、人际交往之自由安全。算法技术使相同或相近素质的信息可以聚合在一起,信息内容的权威性或非权威性、正面或负面、正义性或非正义性、道德与非道德的评价体系都受到受众的自主性与群体意识的规约,受信息接收者的道德认知结构与道德价值意义的选择及道德行为、实践道德价值评价标准的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一维度,有利于促成社会道德共同体的形成,增强道德价值观和道德行为之间的一致性。

  提升数字化生存中人的伦理道德

  道德教育是“应该”“可欲”“善”的行为教育,最终目标是要求个体在受到道德行为教育之后,能够辨别正误、善恶、美丑、正义与非正义等,形成一定的价值体系,提升道德行为实践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本质、指引中国人民共同进步的价值观念,是规范整个社会基本价值评判的核心价值追求,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导向功能、规范功能和动力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精心培育,使之融入人们的内心深处并发挥持久作用。网络媒介自身所具有的强互动性特征,对建立起道德意识,学会道德判断,维持道德教育、社会结构、个体自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是观之,数字化生存的人在主体与主体、主体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之间通过互动实现教育,生成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幸福的人”。

  数字化生存是“现实的人”的当代面相,是人在媒介技术下,对人的存在、发展与人的自由在赛博空间的理性把握,是新发展格局中人的美好生活的重要领域与组成部分。数字生存中的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理当在道德生活中进行道德实践,理当从异化状态走向自由、文明和全面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商业大片的意识形态研究”(19XZW025)、咸阳师范学院“青年拔尖人才”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社会化媒体中人们的道德生活

  崔萍

  近年来,社会化媒体越来越成为人与人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手段,成为影响人们社会交往、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人们表达观点、维护公共权益、进行社会参与的重要途径。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亿以上,较2020年12月增长2000多万,互联网普及率超过70%,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比例极高。抖音、快手等视频化社交媒体在人们的生活中呈现普遍态势,并持续主导消费者的时间、注意力,及对于产品和服务的信任度。

  以“关系”为中心的聚合性

  “社会化媒体”是英文“Social Media”的中文翻译,是指在Web2.0的基础上,依赖用户社会关系建立的以用户内容生产和信息交换为中心的一种在线社会网络形态。Web2.0时代的核心是建立“人与人的连接”,社会化媒体的出现正是建立在这一技术伦理的基础之上,它在网络中模拟了真实世界的人际关系,并且将真实世界的信息传递方式在互联网上进行了移植、扩大,使得基于个体的信息被传播得更远。从信息生产方面看,用户生产的内容(UGC)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与专业媒体平分秋色;从信息消费方面看,自我定制信息源、以个人关系网络为传播渠道的“个人门户”,将对过去专业媒体以及门户网站的中心地位形成挑战。在社会化媒体中,“关系网络”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方式,强大的社交属性使每一个互联网用户都成为网络的一个“节点”,并围绕这一节点构成强大的一个虚拟的“关系”网络,社会化媒体的网络化、媒介化生存与在线生活方式正在成为人们生活的新常态。

  社会化媒体实现了从传统“内容平台”到“关系平台”的架构转换,由于社会化媒体的个性化特征,及作为个人展示平台的基本架构,“关系”建设成为社会化媒体的首要任务。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传播向个人回归,从大众传播的历史来看,这是一次飞跃。从早期的手抄新闻的有限传播范围,到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传播媒介经历了从“个体”到“大众”再到“个体”的历程。社会化媒体正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回归,人的价值的回归。单向的被动的大众传播时代,讯息发布的垄断性被打破。“媒介即讯息”,媒介形态的改变使“关系”成为社会化媒体的重要元素,人的价值逐渐彰显。社会化媒体突出“我”在信息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并已成为一种趋势。

  技术平等赋权与道德评判的消解

  社会化媒体把个体通过网络平台的方式聚合、再组织,使“连接”成为新的社会赋能形式,使整个社会要素高效运转成为可能。新的社会化媒体将传统媒体的规模扩张,转化成媒体融合的集成模式,在连接的基础上形成基于场景服务或具体功能诉求,进而体现出关系再造与功能整合的特征。传统上,我们是以资讯表达内容,互联网时代我们表达的不只是内容更重要的是情感关系,当社会关系在网络上重建以后,资讯表达的形式变得比资讯表达的内容更为重要。

  与传统专业媒体相比,社会化媒体的“个体不在场”特性突出。专业媒体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是组织化的,社会化媒体的内容生产是个体主导的。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人们常常是以不同的面貌或者戴着假面具出现,每一个人都可能拥有不止一个社会化媒体身份,这些身份在不同的社区、群落间来回切换,每个人都在社会化媒体上选择性地展现和表达不同人际关系中的自我。越来越多的信息以多重身份的人际传播方式,在社会化媒体的平台上进行浸润式传播、重组,社会化媒体消解了专业、半专业和消费者的界限,个体的智慧成为社会化媒体中的直接生产力,个人的能动性、创新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挖掘、释放,人对现实社会组织的依赖性相对减弱。而在虚拟网络社群中,个人的动能被无限放大,“组织框架以外的生存空间与路径日益增多”,“现实中处于底层或边缘的人群,在网络中好像拥有了整个世界”。在网络世界中,借助社会化媒体,普通民众被赋予话语权和行动权,由此而拓展个人生存发展的社会资源与物质基础,同时各类主体也参与到社会总体道德文化中表达权、创造权、话语权的再分配。

  分众化增加道德共识难度

  尽管网络社会充分激活了个体的智慧与释放出强大的生产力,然而,社会化媒体上使个体真正发挥影响力的实质,是在打破传统的社会组织之后,在网络上建立的类似“自组织”的既松散又紧密的虚拟“圈子”。“圈子体现的是信息时代的认同与归属”,“泛众化”传播时代社会化媒体内容的再分发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激活的用户的人际传播网络的规模,更深层地取决于这些内容与用户的共鸣程度,使个体产生共识与共鸣的不是受众的个性化,恰是文化共同体所秉持的相似的价值观。

  尽管在完全开放的社会化媒体上,用户可以建立自己的web应用,实现个性最大化的展现。譬如微观层面的页面及内容的个性化定制,页面模板的选择、字体的选择与设置等;宏观上对自己喜好的信息进行选择性接收,按照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进行信息的编辑与传播等。然而,社会化媒体最充分激活的大量用户“群集”,才是实现传播力的最核心要素。新媒体的本质就是虚拟社群,它的关键不在于人数多少,而在于影响力的大小。社会化媒体上,每个人都会摆脱工业时代给我们固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通过自由联合而形成网络社群。由于利益和权力结构、社会层级结构、兴趣、价值观的影响,网络社群往往会强化同质性与服从性,进而形成更为一致的意见表达机制。“群集”不仅给成员带来了归属感,更提供了行为决策的榜样与依据。在新的以视频传播为特征的社会化媒体中快手似乎为我们理解“群集”及其影响提供了比较典型的素材。快手以“看到每一种生活”为诉求,任何一种质量不佳的内容也会得到一定的流量配置,平台上相同的诉求、兴趣、区域等很快在快手平台上形成圈层、群落、社群并进行资源互动,碎片化的群体找到了“组织”,呈现出强关系的构成模式,这一模式潜在的社会关系与相关资源相配合,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然而,“群集”也意味着界限的存在,“群集”与“群集”之间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就会出现大的空隙,是为“结构洞”。结构洞的存在标志着不同道德意识、道德判断存在不交融的可能性。不同的圈子互不通约,结果圈子越大,“群集”中非理性的道德判断如果没有足够的正向价值引导,其破坏力量也就越大,这就意味着“破圈”传播与沟通成为社会发展之于媒介传播最为重要的使命。社会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判断,道德评价标准的通约性要求“破圈”,目标是成为所有圈层可通约的价值共识。

  社会化媒体以视听语言的高效形式描述并建构了新时代人们的道德生活,自在的语言逻辑具有着数字语言的精确性与经济性。然而,“语言从来都不只是描述世界,语言可以改造世界、建构世界”。社会化媒体以内容的丰富性与形式的独特性,渠道的畅通性和便捷性,文化水平要求的低维性,日益发展成为人们道德生活的主阵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商业大片的意识形态研究”(19XZW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社会化媒体应推动道德水平提升

  曹勇

  网络道德评价,本质上是公众在使用网络过程中对关乎道德行为的评价,是受众基于文化语境、自身经验、知识结构对涉及道德问题的网络信息进行批判性选择,形成一定的道德意识,最终使个体形成道德判断并付诸道德行为的过程。建立在“微粒化”“社群化”与“关系节点”之上的社会化媒体,以“非理性、非逻辑性”为特征,空前强化了道德文化传播以个体为中心的扁平化、碎片化、情感化的传播范式,深刻地改变了道德文化传播自上而下的传播格局,极大地突出了个体与圈层在道德文化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拓展了道德文化传播广度与深度。

  社会化媒体提供新的意义场。社会化媒体改变着人们的道德认知系统。道德是人类实现和完善自身本质的社会手段,道德价值是由历史条件下的人的本质所规定的。因此,道德认识与道德价值判断首先是人类对自身本质反思和自觉的过程。道德价值的判断最终代表了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水平。道德价值趋于向善的规定,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进步的结果。主体认识的程度和性质,决定着整个道德认识的水平,因而也决定着道德价值判断的理性尺度。在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化媒体上,人是传播的“节点”,众多的人构成了众多“节点”,众多节点共同构成了网状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个人是信息的生产者与发出者,信息被以水波纹状的传播结构从个体出发,经过一对多的一级传播,进而经过多次转载,形成多对多的二级传播乃至多级传播,构成了当前社会化媒体传播的主要形态。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网络的每一个节都附着着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这一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亦有学者在考查了以集群为特征的网络社会以后,指出中国社会从来都是“关系”是发生深刻“连接”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增加了道德共识形成的集约化,集群里信息传播过程,犹如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的涟漪经过多次传播之后与不同的波峰叠加形成不同的传播样态,汇集成波峰而形成共识,并对群体成员的道德认知产生影响,借助社会化媒体获得放大效应传播效果。

  社会是有伦理道德规范的,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有着伦理价值追求,有着道德的约束,同样,在社会化媒体中,唯有道德规则才能成为网络空间的终极规则,为个人和团体的行为划定边界。生活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人们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势,在社会化媒体中自觉承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系,做有道德的时代新人。

  社会化媒体提供新途径。作为人类实现和完善自身本质的社会手段,道德的价值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的本质所规定的。社会化媒体通过虚拟实践改变着人们的道德认知系统,所以,道德认识首先就是人类对自身本质反思和自觉的过程,道德价值的判断,亦总是与这一过程相一致的。价值判断是由人的主体认识的历史程度所决定,道德价值判断最终代表了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水平。道德价值趋于向善的规定,总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进步结果。

  全球化社会是价值观多元的社会,价值标准的不一致导致甚至截然相反的道德判断本就不足为怪。然而,社会发展是需要共识的,如果充分协调网络社会的各种制约机制,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提供的圈层特征,着眼于正向价值引导,将有利于标准相对一致的道德评价共识的形成。因此,理性慎思应该成为社会化媒体应有的习惯。

  尽管微粒社会告诉我们“微粒人”是以非理性、非逻辑的样态存在的数字人的生存状态。然而,我们应该透过变幻莫测的微粒社会场景,透视历史进程中那些永恒不变的、归属于人的独特的属性。当古今中外思想家在苦苦追寻人之为人的本质,属人的特性时,人的正向道德诉求理应成为根本的坚持。

  孔子所倡导的思想,已然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标准教程,并成为后世儒家遵循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西方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凡是正常的、有理性的人都可以获得一般的道德原则与规范。因此,每个公民皆有义务遵守人的普遍的道德职责,有能力辨别什么是事实上正确的或错误的,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也完全有能力来履行它们。这一结论也大致适合社会化媒体的受众。联结在社会化媒体中的每个人都应树立道德底线思维,不断进行角色验证与校正,调整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角色状态,以适应新的角色规范。

  社会化媒体提供新的生成机制。多元的社会价值取向增强了道德文化传播的多向度性。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内社会思潮空前活跃,涌现出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多种因素构成了当前复杂多元的价值景观,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主流道德观在传播领域的生成与流动。

  社会化媒体将多元化“把关权”赋权于大众,增加了道德文化治理的难度。因为“评价主体的价值立场、评价方式,甚至评价姿态、心理情感和意愿的变化,也会导致评价结论的变化,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多元评价主体成为社会化媒体上多样的“把关人”,把关人的价值立场、价值判断会在网络社群中形成“羊群效应”,进而出现“蝴蝶效应”并产生巨大影响。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把关”呈现出更加隐蔽的特点,甚至表现为仅仅只是信息发布主体的个人喜好、爱憎、情感表达。道德传播的控制主体从传统的经典书籍、学者变为当代社会的网络“大V”“网红”甚至各行业的名人。曾经无缘大众传播的“路人甲”,开始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如鱼得水,不断将自己的意见呈现在公众面前,利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将一些具有吸引力、影响力、大众关心的话题搬运到网络的显眼位置,吸引跟帖无数。这样“原子”式的道德观念的存在,丰富了民众的伦理精神生活,增加了道德观念的多样化,在加大了主流道德观念的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同时,也对主流道德价值构成了挑战。于社会系统而言,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制约下由社会崇尚和倡导的一系列价值观所构成的逻辑体系,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引领社会化媒体在我国道德文化建设、参与社会道德治理方面将是必然的政策选择。

  总之,道德文化传播一直以来是大众道德意识、道德价值判断、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理论体系建构与受众道德教育的重要渠道。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不仅仅是媒介形态的变化,更是媒介文化、媒介思想的革新,道德意识的生产、传播必然被强制纳入电子媒介生产和传播最大化的秩序之中。在多种社会思潮流行的今天,如何利用各种社会化媒体,表达主流道德价值观、价值判断,促进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推动大众道德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实现这一目标,应着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的正确引导,充分认识社会化媒体在道德文化传播中的重大影响,促进思想道德文化治理与社会化媒体之间的正向联动,大力促进社会主义主流道德文化的传播,在培育文明道德风尚,促进社会道德文化建设,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方面发挥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商业大片的意识形态研究”(19XZW025)、咸阳师范学院项目“青蓝人才”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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