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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内外的中国故事
2022年08月26日 16: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字号
2022年08月26日 16: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讲述中国故事这一命题,涉及主体、客体、文本与传播诸方面。无论重释旧文本还是生产新文本,中国故事必然会有全新内容。此外,从历史语境到当下媒介转化,拓展了中国故事的表现形式和传播路径。同时,本土经验与域外传播的并重,也意味着要在全球新格局下以更为自信的姿态观照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生产。

 

  反思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邓艮

  海外汉学(Sinology)虽已有200多年历史,且形成了一定传统,但不得不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接受来自其领域内外的挑战与检验。而只有半个世纪时长的海外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在结出多学科、跨学科的丰硕成果之余,也不得不面对各种异质性的问题与质疑。其中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是一个充满众声喧哗和问题的场域,例如:“海外”是作为资源还是方法;其与“中国”对举,是构成边缘与中心的对立还是中国主体的中国经验表达;对于这样的“外”国学术,我们又如何厘清理论与现实、地理与学理、身份与立场一系列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等。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既是为了把问题再问题化,又要警惕落入一种本质主义的陷阱。因为习以为常的“交流”“对话”“打通”“镜鉴”等陈词,恰恰遮掩了一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问题。

  其一,中国与海外的关系其来有自,源远流长。通常认为,二者的“打通”表现在学术“实现对话”以及“思想、理论与方法的融通”。但是,二者是否真的“实现”了“融通”,以及是什么意义与何种层面的实现与融通,还有实现与融通的可能性如何;中国现代文学是否“已经包容”了中国与海外等。这些问题都缺少追问。学术研究中有时越是常识的东西,越被误识或无视。21世纪以来,有关海外华文文学名称的争议,朱寿桐的极力倡导“汉语新文学”,史书美、王德威等的“华语语系文学”论等,皆可为证。

  其二,通常认为,中外学术是一个共同体,这恐怕只是一种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应包容“中国”与“海外”,但它们是否“已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并非不言自明。如果学术真的无中外、无新旧、无有用无用之分,那么东方主义、西方主义等未免空穴来风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其三,中国现代文学确实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论域,其与“海外”“世界”的关系自不待言。这种“世界性”的形成,虽然有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基本完成,但其经典化是否“基本完成”仍可存疑。一个事实是,国内文学史“接受”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的关注也不过40年,何况我们这个学科本身才百年时间。

  其四,海外研究肯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从学术的理想状态以及学科的完整性说,海外与我们自身的研究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但正如前面对“学术共同体”的反思,这样的“系统”如何能“统”,其“完整”的表象下必然有着貌合神离的细节,而这种相互参照和“镜鉴”的认知与处理模式更需质疑。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现代文学界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注日益自觉,但海外学术话语本身的知识合法性仍较少受到检视。在此情形下,所谓“他山之石”“中外汇通”“借镜自鉴”等就必须加以反思,因为这种“镜鉴”照出的可能是真相,也可能是假象和幻象。

  在谈论西方汉学时,海外的论述常被假设为一面镜子,当我们对其研究时,作为主体的我们通过镜子看见了自己。这种认知模式忽略了海外这个“镜子”本身的性质,它未必能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影像。因为从海外中国研究观照中国,有不同主体和相异位置之分:汉学家在海外观中国与中国学者从海外论述看中国,二者看到的“影像”都有可能是假象。因此,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绝不仅是从海外汉学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看中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个“海外”与“中国”,就具有了多重的意义:海外学者在海外研究中国、海外学者在中国研究中国、海外的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在海外与中国之间不断位移的学者研究中国等这样至少五重视域。

  总之,面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真正建立“海外”与“中国”的对话关系,何种中国经验才更“现代”更“中国”,在种种“理论”翻新的背后,怎样的“现代”阐释才更有效,这些问题或许只有“现代文学”本身能以其没有穷尽的有情世界,为我们提供解答的更多可能。中国、中国故事、中国经验是复数的,或许海外汉学从来都没有对我们构成“真正的”挑战,其能否有效介入中国现实,回到学术自身的逻辑,现在正当其时。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中国故事”与青年身份认同

  王昱娟

  自《少年中国说》起,“中国故事”的叙述与接受就与青年身份认同密不可分,其文化内涵在20世纪初作为“民间文学”的代称出现在各种故事选本中,涉及历史叙述、神话传说、传统艺术乃至民风民俗。此状况延续至今,近年来诸多面向青少年读者的出版物也将“中国故事”依附于传统文化,作为塑造青少年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

  无论是20世纪早期还是当下,“中国故事”的叙述语境必然涉及国际关系、跨文化传播等领域,这是现代化命题出现以来“中国—世界”表述的延续。近二十年来“中国故事”也有新内容:以海外汉学家、翻译家视角讲述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从人文地理角度阐释“中国故事”。不过这些“新内容”大多摆脱不了西方文化霸权及“当代性”缺失的叙述缺憾。在重述“中国故事”命题下,当代中国发展历程必然是重要内容,这意味着需要从主体、客体、话语与媒介四个方面进行全新的文化生产。

  “共同体”与“身份认同”是宏观微观一体两面的一对表述,倘若“中国故事”近期含义的重点在于“重述”,那么这一立足当下、回望历史的文化生产更是事关未来正义的“青春叙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在进行时表征,也昭示出文学生产的主客体在青年身份认同层面高度统一。同时,“重述”在当代大众文化领域则意味着新媒介对其生产与接受产生巨大影响,青年群体借由新的话语体系“接受/生产”新的“中国故事”,必然产生新的文化认同。

  以“重述”为核心的“中国故事”,从历时性、媒介性、文本生产等诸领域全盘考虑,如下三个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中国故事”在全球新格局下是否有新内涵?在新媒介语境中重述“中国故事”是否有新的形式?从艺术生产与传播目的看,重述“中国故事”对当代中国青年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有何种作用?这一系列问题背后的逻辑正是将视线从“外”转向“内”的文化软实力及文化自信的提升。

  “重述”意味着新生产,但也不必抛弃历史叙述。可资利用的文本涉及早期“中国故事”指代的“民间文学”、海外汉学研究中的传统文学,不过历史语境中“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命题恰恰印证了上述“新内容”生产所面临的问题。同时“重述”也意味着以本土视角重新审视“全球化语境”,还需要继续寻找突破“二元模式”的切入点,基于此,在“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中生成的“革命/叙述”也应该是“中国故事”探源以及突破二元叙述的重要资源。在这一大的历史脉络下,现代以来的“革命/叙述”正是“青春中国”的理想表征,“中国故事”旧有的表达在召唤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投身革命与建设,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将“革命/叙述”纳入“中国故事”,从正面回应了“重述”的主客体。近三十年媒介环境的变迁也为新的内容生产提供了形式动力,重述“中国故事”在形式层面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叙述策略和媒介表征,后者不仅包括文学文本,还涉及网络文化。考虑到该领域无论从生产到接受主体大都是青年,重述“中国故事”的目的与效果就必然与青年相关。

  以世纪之交为分水岭,中国当代新的文学图景诞生了网络文学以及文化产品,从“文学中国”到“图像中国”的转变意味着媒介对“中国故事”的生产至关重要。在“走出去”与“走进来”的双向互动中,网络文化中有关民族国家叙述以及青春叙事的作品也对“中国故事”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拓展,诞生于“官方—民间”的互文与异变的文本,无疑将主流叙述的后起之秀纳入“中国故事”的表述中。

  从内容、形式、生产机制、传播媒介到接受效果等层面对“中国故事”的全方位梳理,是基于“重述”这一面向当下与未来的建构性活动而提出的。在全球新格局和媒介语境下的“重述”也意味着对早期二元叙述模式的打破——对“向外展示”与“向内召唤”的兼顾更能体现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当代中国青年的身份建构在重述“中国故事”的层面是事关未来正义与希望的宏业,无论回望过去、立足当下还是展望未来,都应把“中国—青年”这一“共同体”进行充分阐释。

  (本文系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媒介视域下陕西作家代际连接与转化”(21XWC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寻找未来、再造文明的思想实践

  程小强

  地处欧亚大陆核心的中国西部,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萌生场,是世界各大板块文明与精神连续碰撞的重要空间,是中华民族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域。徐兆寿在其散文新作《西行悟道》中,继续向世人昭告了中国西部仍占据着思想高地,并重申了一个事实:欧洲中心主义不是颠扑不破的神话。数年来,徐兆寿的“问道”系列写作直面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和现实关切,为传统文化抗辩、对抗欧洲中心主义成为其显著的文化标识。

  徐兆寿延续了青年时代的浪漫主义,但他的创作底色仍然是现实主义理性:以文学的时代性为起点,继承“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写作传统,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实践。在此基础上,《西行悟道》再现了作者以开阔的胸怀与思想格局,以一个时代的独醒者姿态,注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探索。

  徐兆寿首先直面近代以来流行的欧洲中心主义,坚决批判各种后殖民心态。如果长期不加甄别地浸淫在西方器物、制度、文化与思想中,就会导致当代中国文化思想格局出现中西失衡的现象,甚至导致当下的中国文化思想界有失去本土文化独立性的危险,这是中华文明传承与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思想朝向问题。徐兆寿的“西行悟道”对抗的是20世纪以来长期流行的工具理性。古典精神、人文主义与西部文明成为徐兆寿的思想遵循,他在“西行”漫旅中思考着今日中国文化思想界的重要关切: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哪里?拿什么拯救中国文化、文学与学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支点在哪里?在面对这些难题时,徐兆寿将目光投向中国历史深处,那里有孔子、老子、庄子、朱士行、鸠摩罗什、常书鸿,一众思想人物成为这一场“西行悟道”之旅的精神旗帜:在孔子身上发现了不朽道德;在老子身上领会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佛国世界聆听灵魂 “神圣、安详”的声音等。可以说,徐兆寿此次“西行”过程中的“悟道”体验,通过对古典思想人物作出非同寻常的体验式考证,致力于“疗救”近代以来由于不能正确对待西方文明而带来的精神疾患,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点,推动新一轮中西文明与文化的大融合,重释中华文明的内敛、包容、自强、实践、担当等品格。

  《西行悟道》创新了学者散文的创作实践。徐兆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考证,包括《道德经》《周易》《易经》《礼记》《春秋》的成书过程;先秦诸子之间“道与谋”的异同;《周易》与《易经》的后世流传及影响;《世说新语》和时代的关系及本质;萨义德东方主义与知识分子论的局限;欧洲中心主义及工具理性的弊端等。面对这些学术难题,徐兆寿积十数年阅读、思考而发常人所未发。在对很多专业难题的探究上,徐兆寿所下的溯本与还原功夫超过了一般的学术探索,体现出浓重的思想性。翻开《西行悟道》,那种学院式的枯燥论说不见了,而多的是对历史、时代、文学、文化的沉思,以及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西行悟道》以文化散文写作直面当代中国多样文化共存的思想氛围。徐兆寿幼时以来长期生活在中国西北,后于沪上负笈求学,他的文字走过了一条紧随时代抒写青春欲望,再到皈依传统文化的创作路径,其个人身份也由流行畅销书的作者、时髦的学者转向再造中华文明的践行者。这是中华文明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需要。站在中国大西北的精神高地上,徐兆寿看到了现代中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必要性,并对如何摆脱进行了深入思考。破而后立,在浩瀚的历史长空中,徐兆寿邂逅了孔子、老子与多位中国佛教思想人物,通过对古圣先贤的言、行、思的再解读,认真回应了当代中国普遍关注的重大文化思想疑惑。徐兆寿明确指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以西方文化的长处补充、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走出一条中西平衡的现代化思想建设路径。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平民史诗里的“中国故事”

  荀羽琨

  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维度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从党和人民百年奋进的历史进程考察寻常百姓生命的跌宕起伏,是时代向文学提出的新使命和新要求。通过平民史诗描绘了新时代的恢宏气象,进一步充实了中华民族的生命经验和精神图谱,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

  重建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描绘新时代恢宏气象。中国自古就有“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传统;近代以来的文学更是高扬精神引领的旗帜,投身于民族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之中,以文学的形式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时代主题的积极回应,同时也提升了文学创作的大气象和大格局,构筑了中国文学的精神高地,是中国文学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传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为新时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中国故事,推动文学逐渐走出个体叙事的狭小天地,和更广大的时代相勾连,在社会巨变的历史方位中确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这里有普通人生活的苦辣酸甜、婚姻爱情、命运浮沉,也有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兴盛,在个人和时代的深度铆合中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画卷。

  坚守人民立场,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艺术的生命就在于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本质和根本立场,新时代的作家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伟大作品,孤芳自赏只会使文学失去生命和活力。

  文学创作既要“致广大”,又要“尽精微”,既要有大气象和大格局,也要扎根于生活的细微之处,扎根于人民的喜怒哀乐,观照他们的梦想和奋斗、困惑与挣扎。当代作家柳青怀着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切,放弃了北京的工作和城市生活,扎根皇甫村14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贴近农民的心理和情感,不仅是农民的观察者,更是他们的同路人。正是基于对农民真切的了解,柳青才突破了现代以来乡土文学文化隐喻式的叙事模式,从历史和现实的交界处理解农民的情感和悲欢,还原出一个充满时代色彩的真实的农民形象。

  人民立场也是以人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题,人民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人物故事。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积累了大量关于塑造人民形象的成功经验,在硝烟弥漫的炮火中,在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中,彰显了人民英雄的崇高精神。梁晓声的《人世间》、陈彦的《装台》则另辟蹊径,从日常生活的角度书写了新时代的平民英雄。与20世纪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相比,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也都是平凡普通的小人物,但他们却从未放弃理想和追求,与国家共克时艰、对家庭尽心尽责、对朋友有情有义,既有世俗情怀,又有人间大爱, 这是时代所造就的新的人民形象。

  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艺的支撑,新时代文学要肩负起对世道人心和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中的爱国精神、道德精神、奋斗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

  英雄是一个时代闪亮的精神坐标,是民族精神的脊梁。现当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中,塑造了一系列与时代同行的英雄形象。他们都是出身于普通家庭的儿女,却勇于担负起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战争年代他们是保家卫国的英勇战士,改革开放中他们是大刀阔斧的开路先锋,新时代他们是坚韧进取的奋斗者,在平凡中彰显出崇高的力量,共同汇聚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怀,这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经过岁月的积淀和历史的淬炼,历久弥新,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独特价值。

  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既有民族文化的深厚滋养,又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托举。文艺工作者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从普通人的视角讲好中国故事,“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白毛女》 的域外传播

  王鑫

  《白毛女》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纵观其在域外的传播历史与接受情状,也很难找到一部作品如《白毛女》这般,受众超越阶层差异乃至族际国别。

  自新歌剧《白毛女》公演以来,有幸现场观看演出的域外学者、记者均大受震动。以这些域外视角作为参照可以看到《白毛女》的域外接受是与当时的延安形象高度统一的,体现出域外学者在艺术交流之外来自文化乃至政治的强烈的好奇心。英国学者罗伯特·白英感慨,“中国最好的新戏剧就是在这里创作而成,其中,最优秀的作品首推歌剧《白毛女》”。而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也指出“共产党的戏剧作品都是感人至深的”,其中《白毛女》是“最好的,大概也是最负盛名的”。此外,新中国成立前夕身在北平、上海的美国学者德克·博迪与记者雷德曼夫妇都撰文记录当时的演出盛况。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电影制片厂再次改编创作的故事片《白毛女》,极大地发挥出中国故事的域外传播力与影响力,一度代表着我国电影域外输出的高峰,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认识新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印度,《白毛女》的上映场次、观影人数均创下中国电影纪录;在商业电影发达的美国,民众观影之后也充分肯定电影的风格独异;法国影评界则认为这部首次在巴黎公映的中国现代题材电影,呈现出抒情与伟大的交织,极富感染力,应位列“世界十大名片”之中。种种赞誉均显示出人民电影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占据的显著位置。

  其中,日本文化界与《白毛女》的结缘更是被传为佳话。在电影版引进日本后,深受启发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将其改编为芭蕾舞剧,成就了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世界首创。自1955年松山芭蕾舞团的中国首演始,借由《白毛女》频繁活跃的中日交流之行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然而,引进之初的电影版多为小范围私下放映,未投入任何宣传甚至未及时制作日文字幕或日文配音,但这都无法阻挡其在日本引发热潮。客观上,日本各阶层受众都能在《白毛女》中得到启示,这样的接受热度主要来自于域外的现实政治与社会需要。战后的日本文化界迫切渴求新中国的人民电影来唤醒民众的情感共鸣;同时,一衣带水的地缘文化原因也让日本人民对电影中的汉字符号、佛堂场景的文化符号有着更深的理解,进而更能激发起日本人民的自省与愧疚等复杂情绪。此外,人民电影以视觉真实的方式所呈现的人民解放历程无疑也鼓舞了战后日本人民直面苦难、怀抱理想。

  事实证明,《白毛女》的域外传播业已成为一场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现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此勃发的艺术生命力更离不开作品本身的丰富魅力。

  从故事本身出发:以自然伦常观之,矛盾冲突之间融入生死攸关的严肃基调,易于建立起观众的信服感。以神秘文化观之,深山“奶奶庙”引入祭祀鬼神的民间传奇色彩,可以为观众营造出对未知世界的想象空间。以人情人性观之,深沉的亲情、内敛的爱情、激越的家国情被集中呈现,昭示了人类共有共通的情感向度。以道德尺度观之,民女成亲前夕惨遭失亲与凌辱,孕期险遭谋害,强化了压迫与反抗的尖锐关系。

  从电影呈现出发:以人物形象观之,电影海报正面呈现出手持鸳鸯剪纸的含笑喜儿,电影镜头中农民喜儿生机勃勃的出场,也表现出了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健康、勤劳与美丽,而剧终怀抱庄稼、恢复黑发的喜儿立在田间的形象,代表着新中国妇女的坚定独立与幸福结局。以乡村风景观之,电影场景前后呼应,开篇围绕老赵“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山下一片米粮川,高粱谷子望不到边”的歌声展开,剧终场景依旧是田间的劳作丰收,画面定格在挂着汗珠的喜儿凝视远方。乡村劳动的近景,与作为远景的华北平原的麦田、远方的山川河流,这构成了中国乡村开阔、壮丽、美好的人间至美风景。充满着中国诗意的风景作为新中国国家形象的核心背景及其视觉传播影像,经由电影《白毛女》走向世界。

  《白毛女》在域外收获赞誉并得到多元艺术形式的改编,为世界人民带来了有益的启迪和无尽的想象。这都是中国故事为世界贡献的文化创造。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外国作家笔下的延安形象研究”(2020H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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