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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的嬗变:欧洲近代小说之转型与创新
2022年08月26日 16: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 字号
2022年08月26日 16: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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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世纪至20世纪初的欧洲文学处于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期,在文艺复兴、启蒙思想等思潮的影响下,欧洲小说在叙事文体、主题思想等方面除旧布新、百家争鸣。本专题重点对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在欧洲的发展、福楼拜的隐喻叙事以及乌纳穆诺的“教说”进行分析阐述,以探索欧洲近代小说文体与思想的重要转向与创新。

 

  “恶棍的罗曼司”:流浪汉小说在欧洲的漫游

  刘洁

  流浪汉小说,一般指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流行于西班牙及欧洲其他国家、以流浪者生活和遭遇为题材的小说类型。其特征之一表现为,主人公多是社会上苟且偷生的流浪者,且通常采用内视点的写法,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和口语化的语言自述其“狡黠与饥饿组成的滑稽史诗”;特征之二是缀段式的情节结构,即靠同一个主人公把流浪生活中的一段段插曲缀连起来,并从底层人物的视角去抨击时政、指陈流弊,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

  这种新的文学样式有别于赞颂传奇的英雄史诗和骑士小说,也异于描绘牧童牧女情爱的田园小说,属于社会底层以招摇撞骗和拔葵啖枣为营生的流浪汉的自述,后被定义为“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译自西班牙语la novela picaresca)。该术语源于西班牙语中“pícaro”(流氓、无赖)一词。中国作家茅盾在《西洋文学通论》中,将这类小说称为“恶棍的罗曼司”。16、17世纪的欧洲文坛刮起了流浪汉小说之风,它将写人与反映社会现实相糅合,已初具近代小说的规模,对欧洲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不妨以比喻说理来梳理其漫游欧洲的发展脉络。

  种子孕育

  虽然西班牙小说《托尔梅斯河的小拉撒路》(《小癞子》)被认为是流浪汉小说的开山扛鼎之作,但流浪汉小说的根源其实可追溯至古罗马帝国。公元1世纪,佩特罗尼乌斯就创作出具有流浪汉小说特征的“讽刺书卷”《萨蒂利孔》,以主人公流浪汉恩科尔皮乌斯自叙的方式展开一系列情节。公元2世纪,阿普列尤斯创作的长篇小说《变形记》(《金驴记》),亦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讲述主人公鲁齐由人“变形”为驴,再由驴变回人的命运际遇,借以讽刺古罗马帝国的社会生活。该小说自中世纪以来在欧洲广为流传,也播下了流浪汉小说的种子。

  16世纪中叶,一度称霸欧洲和美洲大陆的西班牙开始走向衰落,从美洲掠夺来的财富助长了其贵族的享乐之风,社会矛盾愈发严重。此外,连年征战更导致劳动力的匮乏,伤残退伍军人的数量不断增多。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掠夺而来的黄金白银,也抑制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沦为流浪汉。随着无业游民增多,社会风气也日趋衰败,人们习于游堕、道德日渐颓废,俱欲不劳而获,欺诈之风盛行。西班牙的社会现实为流浪汉小说的种子萌发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流浪汉小说应时而生。

  琼苞萌发

  问世于1554年的《小癞子》被认为是西班牙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流浪汉小说。中国学者陈众议称其“开了近代长篇小说之先河”。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托尔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的故事:为了讨生活,他先后跟随过七任主人,历尽世态炎凉。小说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主人公小拉撒路从小到大苦难的流浪冒险经历,展现了当时满目疮痍的西班牙:一个充斥着乞丐、小偷和穷人的社会。

  该小说与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抒情诗等理想主义文学作品形成鲜明对比,是彼时文坛上萌发的一朵奇葩,更是背离传统小说常规的“反小说”。除了表现痛苦的现实外,其叙事主角亦是“反英雄”的:一个有血有肉、一无是处、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流浪汉。现代西班牙文论家阿美里科·卡斯特罗称其为“一种反英雄冲动”,它随骑士小说和神话史诗的终结而产生,也意味着一个英雄时代的结束——昔日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帝国的荣耀逐渐逝去。

  尽管《小癞子》篇幅不长,却树立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典范,确定了现代小说的基本特征:个性鲜明的人物、一波三折的情节、典型的环境,以及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等。正因如此,它被誉为欧洲第一部现代小说《堂·吉诃德》的“胚胎”。

  繁花锦簇

  《小癞子》新奇的故事情节和新颖的写作手法备受推崇,其后众多的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中,阿莱曼的《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的生平》和克维多的《骗子外传》当属佼佼者。前者侧重警恶劝善,是一部被判服苦役罪犯的忏悔录;后者则侧重逗乐娱人,是“流浪汉生活的王子”堂巴勃罗斯的故事集。两者均为自述体,皆以赧颜苟活的流浪汉为主人公,暴露和批判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黑暗。

  之后,乌贝塔的《流浪妇胡斯蒂娜》和萨拉斯的《拉纤女之女或奇情异想的埃莱娜》以及埃斯皮内尔的《盾矛手马尔科斯·德·奥夫雷贡生平逸事》等流浪汉小说花繁叶茂、日出不穷。甚至大文豪塞万提斯也曾尝试创作流浪汉小说,如收录在其《训诫小说》中的《林孔内特和科尔塔迪略》和《玻璃博士》等,他在《堂·吉诃德》中更是融入了流浪汉小说的元素。

  16世纪末到18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墙内开花墙外香”,日益蔓延至英国、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其他国家,在整个欧洲纵情绽放、蓬勃发展了百余年,成为欧洲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助推器。代表作品如英国作家托马斯·纳什的《不幸的旅行者,或杰克·维尔登的生平》、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和《鲁滨逊漂流记》、斯摩莱特的《兰登传》和《佩雷格林·皮克尔传》,德国作家格里美尔斯豪森的《痴儿西木传》及法国作家勒萨日的《瘸腿魔鬼》和《吉尔·布拉斯》等。

  这些作品虽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形态,但均受西班牙流浪汉小说自叙方式及缀段式结构的影响,被认为是欧洲流浪汉小说的代表,甚至“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莎士比亚在其戏剧《无事生非》第二幕第一场里也引用过《小癞子》的故事情节。虽然一种文体在流传推广的过程中,免不了发生各式各样的演变,但以主人公的经历为中心线索的流浪汉小说对欧洲近代长篇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硕果累累

  18世纪后期,欧洲现实主义小说崛起,流浪汉小说虽因艺术贫弱、文笔粗糙而日渐衰落,但仍可从西班牙作家阿拉尔孔、巴罗哈、巴列-因克兰等作品中看到流浪汉的形象,亦能在法国作家伏尔泰的《老实人》、英国作家斯特恩的《项狄传》中找到流浪汉小说的影子。

  19世纪至20世纪,流浪汉小说继续影响着欧洲现代文学。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萨克雷的《名利场》,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高尔基的不少中短篇小说,以及法国作家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萨巴杰埃的《大街》,甚至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塞克的政治讽刺小说《好兵帅克》等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包含着流浪汉小说元素。

  一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深受流浪汉小说的影响。在西班牙作家何塞·塞拉的《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中,死囚帕斯夸尔在狱中讲述其暴力活动及苦难经历,作者用回忆录的形式极写内战后西班牙农村的破败和野蛮;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则以大骗子克鲁尔自述的形式,揭露当时社会的种种尔虞我诈和腐朽没落;君特·格拉斯自称是格里美尔斯豪森的继承者,其代表作《铁皮鼓》中流浪意识的现代书写,使该作成为20世纪现代流浪汉小说的代表。

  简而言之,西班牙流浪汉小说自1554年诞生后,漫游欧洲四百余年,其间枝叶扶疏、花影缤纷、硕果累累,好似“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用主人公自述流浪史的形式、“货运列车”似的缀段式结构、幽默俏皮的风格和简洁流畅的语言,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更启发了欧洲文学的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西班牙语系)

 

  

  青烟中的现实:《一颗简单的心》的隐喻表达

  潘鑫鑫

  居斯塔夫·福楼拜于1856年发表代表作《包法利夫人》,但次年就因这部作品被当局以有伤风化、诽谤宗教等罪名起诉,审判最终以作者无罪告终。围绕福楼拜尤其是其《包法利夫人》的研究经久不衰,法国评论家于勒·德·戈尔蒂埃甚至提出了“包法利主义”的概念。

  《三故事》是福楼拜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完整的作品,其中的《一颗简单的心》讲述了欧班太太的女仆全福的一生,集中体现了福楼拜的创作风格和艺术追求。《一颗简单的心》的主人公全福虽然和《包法利夫人》中艾玛的女仆同名,但这部作品却显然没有得到《包法利夫人》那样的盛誉。尽管如此,福楼拜晚期作品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地理空间的建构。从空间隐喻的角度来看,《一颗简单的心》首先展现了福楼拜卓越的地理空间重现能力。为了创作这部作品,福楼拜亲身前往故事中的发生地,这些前期调查使作家得以在作品中生动地再现了场景。Camelia Manolescu认为,福楼拜观察故事发生地的城市和乡村的布局,使得叙述可在不同的场景中切换。如果说地方和空间在现实主义创作者的眼中是背景,那么在《一颗简单的心》中则象征着一种视角和方法。

  对于主人公全福,“空间”意味着什么?年少的她用一条帕子就收拾好全部行李,来到蓬雷韦克小镇,结果遇到了欧班太太。小说结尾处,作家重新聚焦到全福身上:一道青烟升起,进了全福的屋子。通过对同一空间的不同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甚至是社会空间的结合,福楼拜建构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信息的集合体,而是属于全福的空间,空间的叙述推动了叙事的发展。正如罗伯-格里耶对“现实”的定义:“人们发现,不仅每个人在世界中看到的是他自己特有的现实,而且小说恰恰是创造这一现实的东西……它建构现实。”

  同时,福楼拜还赋予建构现实的独特方法:地理卡片和有限的想象。地理卡片在文中多次出现:一套地理知识图片,上面印着世界各地的景象。女仆全福的活动区域局限于小镇地区,但是借助地理卡片和自己的想象,她竭尽全力地建构起了自己对于这个地理区域的认识,虽然有时并不准确。

  艾特林在《美学与自我空间感》一文中指出,人以自己的身体为核心和出发点来感知周围的空间作品建构。而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深刻思考也向我们揭示,人的空间经验是存在的重要维度。全福的空间经验从某种程度上隐喻了那个时代的地理探索进程,更从地理的角度影射出人类的弱小无助、天真可悲。空间既代表了孤独和劳苦,又是卑微和安宁的栖息地,体现出内与外、乐观与悲观、未知与已知的辩证关系。

  非人类叙事。叙事不仅限于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叙述。在《叙事的基本要件》中,赫尔曼提出了构成叙事的四个基本要件,其中一点就是:按照次序,这些事件在故事世界中引入某种破坏或不平衡,而故事世界涉及人类或类似于人类的行动者。这里的“人类或类似于人类的行动者”拓展了叙事对象和叙事研究的外延。

  福楼拜的作品中多次出现过的动物是鹦鹉,他的故居甚至还留有鹦鹉标本。英国20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撰写了《福楼拜的鹦鹉》,以小说的形式为福楼拜立传,可见鹦鹉对于福楼拜不同寻常的意义。《一颗简单的心》中也有一只鹦鹉,名叫露露,它对于主人公全福来说意义重大:“在她索居独处的生活里,它差不多成了一个儿子、一个情人。”

  福楼拜对露露的描写侧重于三个方面:首先是非叙事对象的类人化。露露不仅是一只普通的鹦鹉,它具有人的特点,有自己的怪癖,十分固执。其次是人和非人类叙事对象的关系:一方面,全福对这只鹦鹉非常重视;另一方面,全福和鹦鹉之间虽然语言不相通,却在精神上相互理解,甚至可以神奇地相互交流。最后是对露露的描写突出了非人类叙事对象的象征意义。故事的结尾处,神化了的露露化为全福的精神力量,让她面对痛苦时非常平静。

  福楼拜作品中非人类叙事对象和小说人物二者实现了和谐共存,而不是相互对立。为了呈现自己理想的非人类叙事对象,福楼拜依然坚持自己的“真实观”。在他对鹦鹉的描述中,既有细致入微的观察,也有“真实的真实”——“艺术家应该从地面吸取一切,好像一架吸水机,管子一直通到事物的脏腑”。

  主观主义特色。普鲁斯特认为,福楼拜是第一个使“时代变化摆脱了对历史上的趣闻逸事和渣滓糟粕的依附。他第一个为它们谱上了乐曲”的作家。在《一颗简单的心》中,连词et一共出现了299次。下面,笔者从连词et在这部作品中的使用情况,来分析福楼拜文本中的主观性表现。

  按照语法规范,连词et一般连接的是性质相同、功能相同的成分,意义上可以表示联合、对立、转折、递进等,在口语、书面语中的运用都很广泛。在《一颗简单的心》中,连词et有一般的用法,即用于连接两个相同的句子成分。当et连接前后两个句子时,时态的对比会对叙事节奏产生影响。长度不等的篇幅是叙述时距的主要特征,而福楼拜运用连词来代替篇幅的“时距”差异。

  试分析以下几句:

  1.P89:Les mouvements de son c?覺ur se ralentirent un à un,plus vagues chaque fois,plus doux,comme une fontaine s’épuise,comme un écho disparait;et,quand elle exhala son dernier souffle,elle crut voir,dans les cieux entr’ouverts,un perroquet gigantesque,planant au-dessus de sa tête.

  2.P89:Tous s’agenouillèrent.Il se fit un grand silence.Et les encensoirs,allant à pleine volée,glissaient sur leurs cha?觘nettes.

  3.P86:Il lui était connu,et elle répliqua doucement:Ah!comme Madame.

  第一、二句描述的都是全福临终时的场景。第一句连词et在译文中可以省略,但是原文中et连接的是两个不同的情景。et前面是未完成过去时,强调回声一直在散开、延续且舒缓的状态;et后面,全福断气使用的是简单过去时,展现的是短暂而强烈的行为。et的连接就像一个休止符,构成鲜明的前后对比,也突出了后文鹦鹉在全福离世前再现的情节。

  第二句描写的是众人都跪下了,一片寂静。et前面的无人称动词faire是简单过去时,寂静这个情景随着人们都跪下而产生,但并不是转瞬即逝的,et加上后文未完成过去时的使用,et此时就像一个延长音,延长的是前文寂静场景的“时距”,却并没有在篇幅上构成累赘,显示出福楼拜精巧的构思。

  第三句的用法有所不同,福楼拜没有花过多的笔墨展开写全福对故人的怀念,采取的是热耐特的“概述”手法,即“叙述时间短于故事时间”。此外,et的使用简练地转化了叙事场景,形成了“没有转折痕迹的叙事空白”。

  主人公全福Félicité源于拉丁语的felicitas(幸福),也有人认为,福楼拜取这个名字包含了讽刺,因为全福的一生实际上充满了苦难。福楼拜建构起的文本的“现实”,随着全福最后闻到的“青烟”戛然而止,这种隐喻表达具有丰富性、新颖性和开放性的特征。“把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应用于文学,从而成为现代小说的始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福楼拜的艺术实践和观点对现代作家仍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法语系)

 

  

  

  “教说”:乌纳穆诺哲学的文学化演绎

  彭璐娇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1864—1936)是20世纪西班牙重要的思想家、作家,也是著名文学流派“98年一代”的主力之一,在文学与哲学两方面卷帙浩繁。他主张将抽象思辨的哲学思想充分融入文学创作中,并将其独特的文艺主张自命名为“教说”(Nivola),以区别于传统小说。本文以“虚与实”“爱与在”“生与死”三组悖论性表征为经,以具有“教说”特色的部分作品为纬,扼要阐述乌纳穆诺的创作特色与哲学思想,指出其文学作品既具有矛盾混淆的艺术风格,亦有对于个体存在以及西班牙民族性的深刻透析。

  虚构与真实:孰虚孰实。虚构与真实是文学创作的两个基本极点,各个文学流派都有自己的主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文学是对复杂现实的客观描述。但乌纳穆诺认为,所谓的现实主义是肤浅的、狭隘的和轶事性的。文学人物应是“有骨有肉”之人,且必须生活在外在的、理性的世界中,必须幻想着梦幻般的生活。“教说”以人本主义为基石,体现了对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原则的拒绝与批判。

  在其代表作《迷雾》中,作家乌纳穆诺不仅是一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更成为“教说”中的人物之一,在虚构与现实之间自由地来回穿梭。文本中的主人公奥古斯托也时常“跳出”故事情节,来到“现实”世界,甚至与作者就自己命运的决定权发生激烈争吵。而主人公的朋友维克多在其撰写的前序中,就“谁是作品真正的作者”与乌纳穆诺意见相左。作家和他创造的小说人物共同生活在一个虚实混淆的闭环式世界里,产生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的悖论美学,形成“真实比虚构还离奇,虚构比真事更真实”的艺术张力。

  作者通过解构与颠覆传统叙事体小说,采用当时颇为大胆、新奇的艺术形式与技巧,如内心独白、意识流和双向式对话等,打破了叙事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开创了哲理小说新形式。在虚构与真实嫁接的两个世界,存在着支撑它们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实在而永恒的世界。小说中的人物虽然由作者虚构创造,但他们在文字的建构下已具有自发的生命力与独特性,从而解构了作者自诩为“造物者”的权威。虚构与现实世界的交融混淆,引导读者追寻个体的存在意义以及西班牙民族的永恒价值。

  “我爱”与“我在”:孰先孰后。认识自我是哲学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也是一个伴随人类始终的问题。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奠定了西方现代哲学理性主义的基石,强调人通过思考而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而乌纳穆诺的多部“教说”作品集中体现了对该命题的批判与反驳。

  在《爱与科学》中,父亲堂·阿比托·卡拉斯卡尔意图通过严苛的现代教育学方法,将儿子路易斯培养成为天才,但一丝不苟的科学教育却让路易斯在对待爱情、死亡、生活等人生课题时无所适从。情感教育的缺失导致自我意识的迷失,最终路易斯以自杀结束了这场荒诞的教育试验。作者以个体人的生存体验重新诠释了传统哲学中“存在”的概念,表达了对理性统领生命的异议和情感教育的不可或缺,唯有“爱”才能赋予人存在的真实意义。正如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所言:“科学是埋葬形形色色褪了色的思想的坟场。”人对于世界的情感体验乃是人存在的根本前提,如果科学欲将其傲慢地强加于生命,最终只能杀死生命。

  “教说”中的“爱”已经不囿于人的生理感受而转化为人对世界的一切体验。不论“我爱”“我痛”,还是“我吃”“我睡”,无时无刻不让人感受到最真实的自我。小说人物一旦被创造,就具有了内在的逻辑与自我意识,不论是其父母还是作者,都无权主宰他的命运。乌纳穆诺以“我爱故我在”的呐喊,表达了对唯理主义反噬的痛恨,引导大众走出唯智主义的困境,鼓励西班牙人民成为有理想、有意志、有力量的人。而“教说”中对于个人存在的阐述,发展了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人的存在”以及尼采“上帝死了”的哲学观念,也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了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文哲一体的创作理念。

  死亡与永生:孰真孰假。生与死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人生状态,但在哲学本源中却合通为一。在向死而生中,人的灵魂终将归向何处?乌纳穆诺将这个一再折磨他的不朽问题抛向读者。

  在《殉教者圣曼奴埃尔·布埃诺》中,主人公唐曼奴埃尔是一名受村民景仰爱戴的神父,他竭尽全力帮助教民们获得幸福,愉悦地享受今世并坚信来世的永生。然而,这位“虔诚”的信徒却饱受信仰的折磨与困扰:他早已不相信来生,所做的一切只为竭力给予芸芸众生以慰藉。他以圣徒之风深藏心底无限的悲凉与彷徨,而这种痛苦正是来自理性与信仰的持续斗争:一方面,单纯的理性无法使人获得真正的自我存在;另一方面,信仰通往灵魂不朽的道路被理性所驳斥。理性与信仰的永恒矛盾所产生的信仰危机是乌纳穆诺本人,也是西班牙民族乃至整个时代的危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中,作者悲戚地说道:“我无法知道我的结局如何,所以只能在绝望中顺从生命或在顺从生命中忍受绝望。”

  对生命存在的诗情向往、对“灵魂不朽”的永恒渴望,成为乌纳穆诺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动力。在《迷雾》中,失恋被骗的奥古斯托想以自杀结束自己的一生,却遭到作者乌纳穆诺的阻挠,并站在“造物者”的视角,拒绝了小说人物对自身命运的自主权。奥古斯托不惧死亡,渴求走出空无,在短暂的一生中力证自身的存在。在对命运做出最后的抗争后,他获得了文字和思想上的永恒存在。死去的奥古斯托在作者的睡梦中意味深长地对他说道:“您可别变成虚构的人物,实际不存在的人,不活也不死的人。”

  死亡并不可怕,空无才是最真实的地狱。永不屈服于虚无,勇于与命运抗争是乌纳穆诺作品的重要“教说”意义。正如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所言:“有多少行动,就有多少存在。”每一个个体必须意识到生之可贵,努力克服虚无是人真正的本质存在。个体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中,与人生的悲剧感与痛苦消解,实现对永恒的无限追求。

  “教说”的现实意义。“教说”所构建的二元世界植根于外部客观世界的自省模式,既强调自我意识,又彰显了历史和现实的维度。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战败,自诩为“日不落”的西班牙帝国丧失了绝大部分的殖民地。在民族分裂和国势衰微的双重苦难下,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站了出来,为国家的兴亡而疾呼,逐渐形成了欧洲文学史上著名的“98年一代”,“教说”也成为“造现有文学秩序的反”的典型代表。

  作者露迹、故事套中套、作者介入、打破框架、频繁转换人称等叙事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家强烈的自我意识,并对20世纪70年代元小说的出现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科学与理性、存在与虚无、死亡与永生等终极问题,作者将文学创新与哲学思考相融合,在虚实相间的世界里无限接近生命的真谛。作为文学家,创作上的实验探索使乌纳穆诺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人物;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先行者,乌纳穆诺对当代思想的演变起到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至今依然指引着读者去思考、想象、抗争。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西班牙语系)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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