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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2022年09月02日 16: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齐齐哈尔大学 字号
2022年09月02日 16: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齐齐哈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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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美称,不仅形成了贯穿中华民族整个历史的礼乐制度,而且积淀了深厚的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国民族音乐,有利于人们提高音乐素养、培养审美情操,同时具有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的作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出现新情况、遇到新场景,内部生存土壤面临保护难题,外来音乐文化不断涌入,中国民族音乐需要突破固有的发展思维和传承模式,以构建更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民族音乐生态系统。

 

  高校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中的实践探索

  陈曦泽

  高校对中国民族歌剧的传承,体现为表演艺术的复刻应用,也有对经典的适度创新,还有立足时代的深度创作。高校不断精进的歌剧传承模式是对教书育人职责的价值坚守,也是对社会文艺发展的热切回应。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中,高校既扮演着歌剧文化的守护者,又充当着歌剧艺术的创新者,对于民族歌剧的存续与走向具有重要影响。

  从学生到演员,传承对象有序扩大。分析高校传承中国民族歌剧的脉络,或者评价高校传承中国民族歌剧的成果,始终离不开传承对象这一关键要素,因为传承对象不仅体现了高校在传承范围方面做出的探索,而且反映了其对中国民族歌剧传承的定位与反思。起初,高校对中国民族歌剧的传承主要以民族声乐教学为主,教师侧重通过演唱技巧和舞台表现力等技术帮助学生提高声乐水平。因此,在校园环境内,中国民族歌剧的受众以声乐系学生为主,受众范围相对较窄,且具有鲜明的专业性和目标性。

  随着社会文化的持续繁荣和艺术价值的不断显现,大学生艺术素养逐步受到关注与重视,高校开始探索面向全体学生的艺术教育方式。在此过程中,中国民族歌剧不仅以通识类选修课的形式进入非音乐专业学生的视野,而且在“微课”“慕课”等网络学习模式下,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高校可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中国民族歌剧在高校中进一步实现了由专业教学向通识教育的拓展,这也意味着艺术的普及化、大众化趋势日益凸显。与此同时,“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持续推进,《江姐》《沂蒙山》《八月桂花遍地开》《青春之歌》等经典民族歌剧登上了高校舞台,为广大学生带来了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民族歌剧作品,也为学生提供了近距离接触中国民族歌剧的宝贵机会。近年来,高校在推动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人才培养方面做出重要努力,由高校承办的国家艺术基金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民族歌剧表演人才培养”,面向活跃在民族歌剧舞台的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通过遴选学员、择优录取、集中培训、考核评价等一系列活动,实现传授中国民族歌剧知识技巧、培养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人才的整体目标。在此过程中,高校的中国民族歌剧传承由校内拓展到校外,由学生群体扩展到高水平专业人才,肩负起了传承优秀文化的使命与责任。

  从复刻到创作,传承模式不断精进。中国民族歌剧为高校民族声乐教学提供了宝贵曲目,也从气息、发声等方面丰富了声乐演唱技巧,同时民族歌剧中的重唱、合唱等演唱形式可以促进学生的视唱练耳水平。不过,教学过程或只停留在“唱”的层面,或局限于对民族歌剧的借鉴应用阶段,难以诠释民族歌剧作品的内涵与意蕴。在声乐教学日渐成熟和社会审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开始探索如何为经典民族歌剧作品赋予新的思想与活力。一方面,高校在教学实践中注重方法创新,以科学化、专业化的视角审视民族歌剧,在融合传统说唱、戏曲、民歌等演唱特点的同时,合理借鉴西方声乐发声方法,以形成更具表现张力的作品阐释效果,也提倡学生在把握作品情感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与优势形成个性化演唱风格。这一过程促进了民族声乐的多元化发展,也有效推动了中国民族歌剧的进步。另一方面,高校在艺术实践中强调紧随时代发展。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推出的新时代《原野》、河南大学新编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同济大学打造的同济版《江姐》、中央音乐学院与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联合打造的《白毛女》,这些经过创新改编的经典中国民族歌剧,在保留主干剧情和作品思想的基础上,或删减冗余情节、加快剧情节奏,或集中歌唱形式、突出人物特点,或创新舞美音乐、丰富舞台效果,从而使经典民族歌剧更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习惯。与此同时,《拔哥》《郑律成》《太白雪》等原创民族歌剧的问世,体现着高校传承中国民族歌剧的深度与广度,彰显着高校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之路上由复刻到创新再到创作的积极探索。

  从教书到育人,传承价值积极联通。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高校要坚持教书和育人齐抓并举,为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优秀青年而努力。高校在传承中国民族歌剧的进程中,同样实现了智育、美育、德育等多元价值的积极联通。无论是将中国民族歌剧引入民族声乐专业教学之中,还是以选修课形式贯穿于学生的通识教育,传播中国民族歌剧知识和文化,无疑都是高校探索传承中国民族歌剧最基本的目标。当艺术素养在学生品格塑造、情感培育、视野拓展等方面的价值被广泛认可时,中国民族歌剧作为我国艺术瑰宝,也以更主动、更积极的姿态进入高校。在当前发展阶段,高校积极构建和完善大思政格局,以推进“三全育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工作,力求以鲜活的素材、丰富的资源、多元的载体提升育人实效。在此背景下,《五星红旗》歌颂担当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党的女儿》嵌入教育系统、凸显文化育人魅力;《桂梅赞》赞赏大爱无疆、彰显楷模风范。当前高校对中国民族歌剧的传承,是一种知识与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艺术与审美的传承,更是一种精神与品质的传承,高校将智育、美育、德育共同融于中国民族歌剧之中,使中国民族歌剧更符合时代审美与社会期待。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业务专项人文青年骨干项目“中国民族歌剧在高校传承探索中的实践研究”(1352096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中国民族歌剧的美学特点与传承发展

  郑妍

  中国民族歌剧是扎根中华大地、立足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质和深厚的民族音乐底蕴。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是中国民族歌剧成长与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民族歌剧美学特点的形成条件。中国民族歌剧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对美的追求与表达一脉相承,同时又注重结合时代发展与大众审美,为民族歌剧注入新鲜要素,使中国民族歌剧的美深刻而不失鲜活。

  文化美,脱胎中国传统与西方艺术的调和。从内容与形式来看,中国民族歌剧脱胎于中国传统音乐,又借鉴融合西洋歌剧艺术的创作与表达,具有中西文化的调和之美。中国民族歌剧自诞生起就是以传统戏曲艺术为根基的,早期民族歌剧更是随处可见戏曲元素,正因如此,广大观众才会对民族歌剧这种具有西洋特点的艺术形式产生亲切感与认同感。如中国民族歌剧经典作品《王贵与李香香》,音乐内容以陕北民歌为素材,极具地方特色与乡土气息,而表现手法多以西洋歌剧的经验为主,是民族音调与西方作曲手法的有机结合。作为少数民族题材的大型歌剧,《草原之歌》的音乐取材既有藏族的山歌、民歌,又有汉族民歌、戏曲音乐的部分元素,在表现手法方面借鉴了西洋歌剧经验,采用“幕”“场”并置的对比形式,达到了音乐结构与戏剧结构相统一的目的,同时在音乐主导动机、朗诵调处理等方面具有突破性应用,是我国早期民族歌剧中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以及西方艺术充分融合的优秀代表。

  歌剧是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艺术,中国民族歌剧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博采众长。由凉山文旅集团编排的民族歌剧《听见索玛》的彝语高腔,彝族婚丧嫁娶的风俗展示,彝族民歌的经典唱段,无一不彰显着彝族文化的自信与坚持。与此同时,《听见索玛》为不同人物角色设计了原生态唱法、民族唱法、美声唱法,并灵活运用独唱、合唱、重唱、咏叹调等表达技巧,达到了中西互补、灵动隽永的歌剧表达效果。

  情感美,观照时代与关怀人性的交融。从内在的思想与情感来看,中国民族歌剧往往以时代发展为背景,同时注重通过刻画人物形象凸显表达效果,宏观层面观照时代,微观层面关怀人性,在二者的交融过程中体现出中国民族歌剧的情感之美。早期民族歌剧《原野》,是人民面对旧中国黑暗统治发出的呼喊,是以艺术形式揭开中国社会一角的探索,对于时代和社会的反映是直观且深刻的。与此同时,《原野》也充满了对人性的关怀。作品中,仇虎从淳朴善良走向邪恶凶狠,花金子由可怜无辜沦为复仇工具,焦大星善良而懦弱,焦母凶狠却爱子,善恶抉择是人性自我博弈的结果,两极分化是人性最真实的流露,作品给予观众的不仅是对人性善恶的探讨,更是思考人性与伦理、心理、道德的纠缠。

  近年来,中国现实题材的民族歌剧多以弘扬主流价值观念、讴歌正能量为落脚点,不过这种置于时代背景之下的赞美并不直白,也不局促,而是以符合大众审美特点的形式,贯穿于歌剧作品之中。如山西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民族歌剧《三把锁》,以乡村脱贫致富为背景,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优良的工作作风和以百姓为中心的国家政策。该歌剧叙述了乡政府派车送水解决村民吃水困难、乡政府落实政策恢复村干部名誉、贫困村民得到帮扶与补贴等故事,以具体事例为切入点,体现党的政策的有效性与针对性,反映国家脱贫攻坚的信心与决心,通过偏远山村的平凡琐事,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最强音。与此同时,《三把锁》中有扶贫干部的秉公办事、公道用权,也有村委会主任的私心杂念、性格缺陷,有村民的善良隐忍、努力进取,也有贫困户的思想惰性、无可奈何,但这些基于人物形象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即使有负面的、消极的倾向,本身也不是为非作歹的“坏”,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映照。正因如此,这类没有“好”“坏”对立的歌剧,所建立起的戏剧矛盾才更为可贵。

  形式美,高雅艺术与大众审美的平衡。中国民族歌剧能有序发展并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是因为中国民族歌剧作为高雅艺术,能立足时代发展、社会需求,与大众审美保持平衡。在时代变迁中历久弥新、绵延不绝的经典之作《白毛女》,创造性地运用戏曲板腔体结构创作核心咏叹调,结合西方专业作曲技法,既保证了作品的戏剧性张力,又使作品的音乐表达区别于传统戏曲。因此,该作品更加符合中国人民的审美心理和艺术期待,也为中国民族歌剧的创作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音乐戏剧性思维,随后催生了《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一批经典剧目,为我国歌剧生态增添了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

  新世纪以来的第一部民族喜歌剧《马向阳下乡记》一经推出便产生强烈反响,获得多项国内大奖和表彰荣誉。《马向阳下乡记》的成功与精准切入扶贫背景、紧扣时代发展不无关系,但能获得广泛好评主要得益于作品实现了高雅艺术与大众审美的平衡和契合。在语言风格方面,该剧充满了浓郁的山东风格,将山东戏曲唱段、山东快书、胶东方言等地方文化有机糅合,以带有乡土气息的唱腔带给观众不同寻常的审美享受,充分展现了中国民族歌剧的艺术魅力和文化特色。在舞台效果方面,该剧包含大量幽默、诙谐、风趣的喜剧成分,充分满足了观众的娱乐休闲需求,是不可多得的、观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歌剧作品。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业务专项人文青年骨干项目“中国民族歌剧在高校传承探索中的实践研究”(1352096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活态传承路径

  屈晓瑜

  少数民族同胞大多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以生产生活为根基,创作了大量特色鲜明、优美动人的民间音乐作品,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音乐文化传统,为中国音乐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坚持文化自信、大力发展文艺事业的背景下,积极推进少数民族音乐的活态传承恰逢其时、意义重大,而如何探索出一条更高效、更科学的少数民族音乐活态传承之路,是社会各界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载体扩容,拓展少数民族音乐的展示空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活态传承,需要通过载体扩容来保证其鲜活状态。音乐作为一种听觉艺术,是灵活的,也是流动的,其传承发展不可能依赖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手段,而是要在其产生的土壤及环境中继续成长,就像鱼儿在水中游动、鸟儿在天空翱翔那般自在自得。其一,要通过民俗仪式、节庆活动激发少数民族音乐活力。中华民族是一个沉稳、内敛的民族,但也是一个追求浪漫与仪式感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俗节庆寄托了人民的美好希冀,也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传承少数民族音乐,应当强化音乐与各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以激发音乐本身的活力。如在赕佛仪式、沙拉坨落成仪式、上新房仪式、婚礼仪式上等,在桑衎节、开门节、关门节等节日中均会呈现的“布朗弹唱”,其活态传承必然要回归到具体的仪式与节日。其二,要通过空间场域彰显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空间场域最初的作用是为少数民族音乐活动提供场地,但经过长期积淀会发展成多功能的艺术与文化场所。比如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歌场,也是劳动场、交流场、教化场、文娱场。在这里,有通过歌唱祈求丰收的《伯麟图说》,有倚歌择配的《花哩哩花落》,也有寓教于歌的《奴纠》,可以说歌场这一空间场域映射着少数民族的生活百态,而这种映射正是通过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体现出来的。此外,要通过文化会演、交流巡演、少数民族音乐会等活动,扩大少数民族音乐的受众面,为完善少数民族音乐形式创造有利条件。

  文旅融合,延伸少数民族音乐的时代价值。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文化与旅游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已是必然,将少数民族文化嵌入旅游产业链是激活文化资源、延伸文化价值的有益探索。少数民族音乐作为娱乐性、观赏性俱佳的艺术文化,应当依托地区旅游产业扩大展示空间、拓宽传承路径。不过与当前各景区景点或文化场所的音乐表演不同,以少数民族音乐活态传承为出发点的文旅融合,不能过度强调音乐表演的娱乐效果和商业价值,而是要注重少数民族音乐形态与内涵的集中表达。这就要求少数民族音乐在旅游项目设计中,不能为了表演而表演,要为了表达而展示,即少数民族音乐在旅游项目设计中,重点在于展示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与文化特色,使少数民族音乐的场景化、具象化描述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如北方游牧民族,从放牧劳作到饮茶用餐、从体育活动到欢庆节日、从婚丧嫁娶到迎接生命,他们的歌声回荡在生产生活、娱乐社交的各个层面。南方的少数民族音乐,不仅在生产、节庆、社交等各种活动与场景中具有不同的音乐风格,而且结婚与逃婚、重逢与离别等各有各的调式,各有各的特点,甚至有的少数民族吵架要唱歌,打官司也要唱歌。因此,无论是展示少数民族音乐还是传承少数民族音乐,都应当把握音乐产生的条件与基础,尊重音乐发展的轨迹与规律,通过保证少数民族音乐的民族性、乡土性以及生活性,使少数民族音乐更加真实而鲜活。

  职业传承,增强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动力。在推进非遗保护的过程中,各国普遍注重对传承人群的保护与支持。如日本被称为“人间国宝”的艺人和工匠们,每年可获得政府提供的200万日元的特别扶助金,专门用以精进技艺、培养传人;韩国建立起了金字塔式的文化传承人制度,顶层传承人被称为“保有者”,其文化研究、展示、公演等全部经费由国家支付,并可按月领取生活补助,以及获得一系列医疗保障;泰国向非遗保护艺术家按月支付薪水,同时提供终身医保服务。所以,职业化是保证非遗传承人的传承工作,从“有能力”向“有动力”转变的重要条件。我国正逐步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关注与支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传习补助由原来的每人每年1万元提高到了2万元,对于丧失传承能力的代表性传承人,由各主管部门组织重新认定代表性传承人,原代表性传承人的有关待遇予以保留。同时,不再保留“终身制”传承人,对于履行传承义务不力的传承人予以清退,从机制层面解决非遗传承“重申报、轻保护”的问题。已列入各类非遗保护名录的少数民族音乐大多来自民间,具有群体性、全民性特征,传承过程对群体生活、地理空间、生产关系的依赖明显,极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变动影响。所以,推进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人的职业化发展,一方面,为传承人专注于音乐保护发展提供了保障,无论是给予资金补助,还是提供医疗、教育、保险等便利条件,都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承人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传承人职业化意味着少数民族音乐必然进入一个经济价值变现的过程,少数民族音乐这一表演艺术在传承人的推动之下,会进一步提升审美性和娱乐性,在创造审美对象、促进乐种发展等方面将作出积极贡献。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黑龙江流域跨界(中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调查研究”(18YSD38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

  陈晓鹏

  少数民族音乐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包含多种体现民族特色和文化个性的艺术形式,不仅是各少数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而且是我国音乐文化的宝贵资源。当前,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此背景下,积极推进我国少数民族音乐传承,是保护音乐文化遗产、树立民族音乐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

  表现形式艺术化。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同其他音乐文化形式一样,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正是这种动态变化使少数民族音乐在经历岁月流转后依然保持活力。音乐文化不是保存在各种媒介里的固定资料,也不是躺在博物馆里的艺术品,而是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与时代发展积极互动的艺术。因此,少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必然在保留文化特质和音乐精髓的前提下,结合时代发展进行艺术化和现代化处理,为少数民族音乐注入发展活力。比如,在达斡尔族民歌传承中,通过拓展音阶、处理旋律、丰富调式等方式强化民歌表现张力,使以独唱为主、单一曲调的达斡尔族民歌,发展为合唱、合奏、重奏等肢体丰富、现代风格明显的音乐作品。实际上,少数民族音乐表现形式的艺术化处理较为常见,无论是经典老歌《青春舞曲》《草原之恋》,还是近年的《套马杆》《我从草原来》,都是将民歌素材与流行歌曲充分结合,形成的深受大众喜爱的独特曲风。即使像飞儿乐队的《千年之恋》、周杰伦的《东风破》等歌曲,也采用了民族乐曲的调式特点和少数民族乐器伴奏。不得不说少数民族音乐为现代流行音乐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与灵感,而流行音乐的广泛传播和不断传唱也为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平台与契机。少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始终要围绕“受众”这一关键点,所以将其表现形式进行艺术化处理,不能通过瓦解与削弱音乐文化,而是要通过重塑少数民族音乐话语,使其更具传承的基础与活力。

  传承主体协同化。少数民族音乐是少数民族的生活刻画与情感表达,也是整个社会的资源与财富,所以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需要唤醒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更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努力,共同打造传承体系。在具体实践中,应以政府和专业学会为领导,以高校和文艺团体为引领,以各类媒体和媒介为推手,形成多方联动、全面推进的少数民族音乐传承格局。如在黑龙江流域诸游牧渔猎民族非遗类音乐的传承中,省级、市级政府组织和指导各少数民族研究学会,开展文献资料存储、设立非遗数字化工程、收集研究资料、建设音像数据库等工作,以此夯实少数民族非遗音乐的传承基础。区文化馆不仅注重整理音乐文化、编演音乐作品,而且致力于人才培养,通过定期举办说唱培训活动,使超过千余人次的学员得到专业指导。齐齐哈尔戏曲剧院、齐齐哈尔大学强调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渗透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并联合举办了《达斡尔人》演出,为传承达斡尔族非遗乌钦音乐作出积极贡献。与此同时,黑龙江流域诸游牧渔猎民族非遗类音乐的传承并没有单纯依靠传统的“口传心授”模式,而是通过建设专业网站,开通微博、微信公众号,运营短视频账号等现代手段,将音乐传承渗透在人们的社交空间,形成立体化传承路径。

  传播推广产业化。从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角度来看,产业化是文化、艺术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的过程,也是激发音乐文化创新活力、加速音乐文化传播推广的重要方式,少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理应在产业化发展方面做出更多探索。一方面,要围绕少数民族音乐做好文化挖掘和作品开发工作。少数民族音乐保护要有明确的保护对象,少数民族音乐产业化发展也要有具体的产品内容,所以面对日渐式微的少数民族音乐,我们必须清楚音乐资源的整体状况,及时搜集、整理散落在民间乡野的音乐资料,尽早介入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最大限度保证少数民族音乐能再现原貌。在此基础上,提取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精髓与突出特色,结合当代音乐的创作手法与审美倾向,创作具有较高辨识度的音乐作品。在此过程中,要不断提高创作者的乐理素养和艺术水平,使音乐作品能保留传承底色,也能具备市场流通价值。另一方面,要将少数民族音乐嵌入旅游产业,通过打造“音乐+文旅”的旅游新模式,形成“以游促乐”新格局,尤其要突出少数民族特色游、非遗游对少数民族音乐的拉动作用。同时可依托当地成熟的旅游资源,定期举办少数民族音乐节,通过制造营销热点吸引游客参与。比如柳州举办的民族风情森林音乐节,游客不仅可以看民歌表演、听情歌对唱、跳芦笙踩堂舞,而且可以尝美食、品佳酿、体验民族体育。四川举办的红原雅克音乐节,以“音乐+旅行+避暑”为切入点,有藏羌彝原创音乐盛典,也有特色民俗牦牛文化节,还有综合格斗国际挑战赛、健美健身锦标赛,可谓打造了一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的跨界视听盛宴。因此,少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是音乐本身与人的积极交流,也是音乐文化与时代、与社会的深度互动。

  (本文系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高校音乐教育与地域性少数民族音乐的结合与传承”(13550925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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